​​清华是一个很大的园子，这个园子里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精英、翘楚和各种各样的人才。其中，有追求宏图大业之情怀的人，有怀抱经世济民之理想的人，有立志道德世范之楷模的人，有试图光宗耀祖之辉煌的人，有渴求“稻粱钱途”之利禄的人，也有梦想风流倜傥之浪漫的人，还有希望成名成家之不朽的人。当然，清华园里更有许多令人刮目相看的“学霸”。这些林林总总的人，他们的追求以及他们的生存方式等，都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也是值得尊重的。然而，我觉得清华的园子里也还应该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把学习和研究本身当成目的，甚至是乐趣，而并非是为了某种直接的现实目标或具体的外部追求；他们喜欢读书、爱好思考，在学问上较真，刨根问底，拷问那些常人都想当然的道理，类似宇宙究竟有多大？人为什么会有感情？乃至于如果中国没有孔夫子会怎么样？等等。他们不断地挑战书本上的金科玉律，怀疑权威的九鼎之言，批判早已被世人奉为圭臬的至理名言，这样的挑战、怀疑和批判，可谓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即使到了黄河也仍然不死心，还要继续地问一个为什么？我把这样的一些人叫做“学痴”。

 

这样一些“学痴”，表面上看似乎有点“迂腐”。他们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仍然拘泥于某些“陈旧”和“传统”的学术规矩，不知道去变通，也不合时宜，甚至是不食人间烟火。明明拿不到高的学分绩，也在所不辞；明明得不到诱人的奖学金，仍然乐此不疲；明明进不了“人才”的序列，还“自鸣得意”。这样的人并不是外人所说的“苦行僧”，而往往是自得其乐；这样的人并不是常人所认为的“无趣”，而常常是一种对自己真正的尊重。在他们的心目中，“真”是最高的荣誉，是最终的目标，也是最靠谱的实在。正是在这种“求真”中，他们感受到了任何奖赏都无法比拟的快乐。在聪明人看来，这些“学痴”常常显得有点“癫狂”，因为他们非要去寻找那些“子虚乌有”的存在；在众多精明的市侩中，这些“学痴”往往显得有点“呆傻”，因为硬要往没有路的地方走。如同尼采在《快乐的知识》一书中那个故事所讲的那样，一个疯子或狂人，大白天挑着灯笼，在市场上一个劲儿地喊：“我找上帝！我找上帝！”而旁边的无神论者则狂笑不止。中国的老子在《道德经》第20章中谈到得道之人的形态时，则是这样描述的：“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纯纯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而庄子则以“呆若木鸡”形容这样一些人。其实，这样的一些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恰恰在于他们并不为那些口感十分甜爽的“奶制品”所动，而偏偏钟情于“母乳”。正如老子所说的那样，“我独异于人，而贵求食于母”。而谁都知道，母乳才是最有营养的。

 

这样一些“学痴”，给人的感觉仿佛有点“清高”。他们的言行举止，可能有些孤僻；他们所探索的问题，往往与现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好像也没有什么直接的用处；他们所追求的成果，常常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经济效益。他们甚至对能否发表所谓高影响因子的论文，也并不十分的在意，尽管他们是可以发表的。按照现在的某种所谓科学评价的量化指标或考核标准来看，这样的人很可能是要“名落孙山”，至少也是处在“末位淘汰”的危险之中，更枉谈各种各样的“帽子”和头衔，甚至要遭到“流动”的命运，没有绩效奖励则是肯定的了。然而，在我看来，这样的一些人却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我们不一定能够用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来表明他们的价值，但如果一个大学的园子里没有了这种“刨根问底”的追问，如果所有的道德标准和知识学问缺少了这样一种纯粹的诘难，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队伍中少了一些这样“固执”和“呆板”的人，恐怕大学的价值也就要打一点折扣了。因为，正是这样的追问、诘难和自我批判，才使得人们的心中有了“上帝”，以及一种对知识、神圣与崇高的敬畏。

 

这样一些“学痴”，他们的价值观恐怕有悖于中国传统“学以致用”或“经世致用”的古训，以至于为“聪明人”所不耻。而且，很可能像宋代理学家那样，被认为是不切合实际的空虚之学问。然而，学问是否非得一定要“致用”，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当然，从广义上来说，所有的学问都是能够“致用”的，至于如何“致用”，致什么用以及何时致用，包括如何防止谬用，则存在不同的说法。我记得，著名学者萧公权先生曾经对这种“学以致用”的传统提出了十分严厉的诘难。他认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大学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被学以致用一句话所误，把全部的大学教育认为仅是实用教育，把高等普通教育与专门或职业教育混为一谈”（萧公权文集：《迹圆文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2页）。他在《如何整顿大学教育》中写道：“中国传统教育的原则，最重要的是‘学以致用’。换句话说，教育的目的不是学问的本身，而是本身以外的‘用’。什么是‘用’呢？在科举时代是‘书中自有黄金屋’；是‘扬名声，显父母’；是‘出将入相’，‘经邦治国’———总而言之读书不是求知，不是为学问而学问”（同上，第101页），以至于误导了中国的大学教育。严复先生也曾经主张把“治学”与“治事”的教育分开。诚然，讲究功用并非有什么错，况且追求学问的现实价值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种进步。然而，在大多数人都热衷于“学以致用”或“经世致用”时，在一个相当逐利的社会环境中，作为一个研究型大学，也应该给那些不太善于“致用”的学问和人留有一定的空间。更何况一个大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不能没有对纯粹与抽象学问的探讨，以及对那些没有太直接功用的知识的研究，也不能没有这样一些类似“学痴”的人。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一种“学痴”，恐怕只是一种想象，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此言差矣，在清华这个园子的历史长卷里，我们就可以遇到一些熟悉的面孔。记得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挽诗中曾经这样说道：“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充分表达了他们在不被世人所理解和认可的情况下，对追求天地间普遍真理的自信与决心。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4年赴美留学归国后在清华哲学与历史两系同时任教的张荫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敢于求真的人。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完全沉湎于读书和思考，甚至自号为“素痴”。早在入学初，他就针对史学大家梁启超先生对老子事迹的考证提出异议，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在清华师生中引起震动，并深得梁启超先生的激赏。后来，他也对顾颉刚“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据吴晗先生回忆，张荫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专心一致、心无外骛的“学痴”。他“喜欢深思，在大庭广众中，一有意会，就像和尚入定似的，和他谈话，往往所答非所问，不得要领。生性又孤僻，极怕人世应酬，旧同学老朋友碰头也会不招呼。肚子里不愿意，嘴上就说出来，有时还写出来，得罪人不管，挨骂还是不管。读书入了迷，半夜天亮全不在乎”。

 

这样的“学痴”，不仅文科有，理科也有，其中，清华学校毕业的曾昭抡即是一例。他一生勤奋好学，能熟练运用英、法、德、意、俄、日6种外国文字于专业，在自然科学界学术大师中实属罕见。而且，曾先生的“痴”也是有名的。他常常特立独行，对学问异常专注，而对生活则非常无所谓。他平日总是低着头。早在西南联大时期，曾昭抡在路上见了熟人不搭理就是出了名的，因为他总是在思考科学研究中的事情。他从来不修边幅。据学生回忆，从他1943年进入西南联大化学系的第一天起，他所见到的曾先生，始终是一身斜襟的蓝布长衫，穿双布鞋，“脱下来，袜子底永远破个洞”。而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有关曾先生的怪癖传闻很多。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还不走，觉得奇怪极了。费孝通曾这样评论曾昭抡的种种“怪癖”：“在他的心里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

 

 

这里，不得不提及的是那个与朱自清并称“清华双清”的浦江清先生。他作为陈寅恪的助教，又协助吴宓编《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先后掌握了法、德、希腊、拉丁、日、梵、满等多门语言，甚至还为陈寅恪编了一部梵文文法。就是这样一个才子，却多次因读书入迷而在图书馆过夜。虽然他才高八斗，经纶满腹，但在发表文章方面却是惜墨如金，有一回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就只是发表两篇文章，却博得各路大师的盛誉。

 

其实，类似这样的人物和故事在清华园里还有不少。如吴宓、汤用彤、金岳霖、刘文典、邵循正、沈从文等，他们都是“痴气十足”地专情于学问，不问世事地沉溺于书本，呆头呆脑地执着于求真。然而，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些“学痴”，常常能够成就一些伟大的事业和作为，作出一些非凡的贡献，成为学术史上名垂青史的人。

 

 

我之所以如此推崇这样的“学痴”，绝不仅仅出于我对这样一些人的偏爱，也并非单纯是清华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我赞赏这样一种“学以求真”的学习态度和钻研精神。而且我以为，“真”是学习和研究最直接的目标和责任，只有获得“真经”，才能够“‘用’便天下无敌手”。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大业需要这样一些人，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学术发达需要这样一些人，中国对人类社会和知识发展的责任需要这样一些人。记得萧公权先生曾经针对“学以致用”提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他说：“因为中国人信奉如此粗浅的一个实用主义，所以中国虽有长期的教育史而无科学的产生。中国人能够发明指南针、地震器、火药、纸张、木板书籍等物，而不能发见宇宙引力的定律，生物演化的理论。”（同上，第101~102页）我不敢说萧先生的观点就绝对正确，但中国在民族复兴过程中要想产生出伟大的思想和具有普遍性的学术理论，作出世界性的知识贡献，的确应该超越单纯“学以致用”的传统，克服功利主义的桎梏，在大学和学术界倡导一种“学以求真”的学风。

 

清华园应该营养这种“学以求真”的氛围，清华园里也的确需要这样的一些“学痴”。清华园里过去曾有这样的“学痴”，我相信今天乃至以后的清华园里，也一定会有这样的“学痴”。

 

 

 

 

 

注：本文原刊登于《新清华》第2007期

图：苑洁、何康​​​​

 

作者：教育研究院 何止

转自：清华大学研究生会 微博

文章链接：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357364923945941